[GJM]为被“新闻价值”遗弃了的人做点什么

存档之。


文/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

相关报道:大学生救人溺亡隐情调查:“挟尸要价”另有其人“见死不救”渔民被冤

不管是树英雄还是掏粪,陈选德、陈恒云以及后来新增的冤大头王守海,他们所遭受的委屈,都是可以忽略的了。因为,他们不在上述两种新闻价值的关切之内。而我想做的,是——



10月30日中午过江之前,我对是否找到“见死不救”的陈选德、陈恒云以及“挟尸要价”的王守海并不抱希望。当时只知道他们就住在长江对岸,但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。

从荆州的轮渡码头乘客船渡江(平时,江对面的渔民大致就是走这条航线来荆州卖鱼的),下船的时候,随便逮着一个老人居然就问到了二陈的名字。悲剧发生已经一周了,在民风淳朴的江边,四处流传着二陈见死不救的说法。民间有自己的“人肉搜索”呢。于是很顺利的就找到了陈选德家。

陈选德的长相以及言谈举止总让我想起古诗中的“白发渔樵”。我不相信“惯看秋月春风”的他们会“惯看”几个少年的生死。
后来的采访我已经在我的报道中交代了。二陈宣称他们参与了救援;而长江大学校方以及当天参与了救援、后来名胜一时的冬泳队员也证实,二陈参与了对于落水大学生的救援。

这里需要再次交代一下“见死不救”传言产生的过程:10月24日下午,几个女生的确曾跪在渔船面前,求老渔民下水救自己同学。老渔民也的确拒绝了。——但这个细节发生在大学生溺水十几分钟后。当时水面上挣扎的落水者,都已经被救起。事实上大学生们当时也跪求过冬泳队员。后者也拒绝了。

新京报在2006年做过一篇关于捞尸的报道。当时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专家说,人在淡水中溺水三到五分钟、海水中溺水六分钟左右肺泡就已破裂(不含在水中挣扎的屏气时间),超出这个抢救时间生命将无法挽回地逝去。——这和渔民们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一致:我只能救水面上的活人,没法捞水下的死人。

但渔民们有船、却拒绝去救人的说法,在是日下午3点便开始在宝塔湾流传。闻讯赶来的一名长江大学老师曾质问过陈选德。你为什么不救人。陈说我救了啊。这名20多岁的老师冲着70岁的陈选德喊,你救你妈的X。

更多的人对于陈选德和陈恒云的愤怒,是因为把他们俩的渔船,同随后赶到索要天价捞尸体的另外两艘渔船搞混了。这个误会导致了另外一种传言:二陈不救人,是因为他们要等着大学生淹死后,捞尸体赚钱。

这种以讹传讹的说法,在一些人“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想象中国人”心理的推动下,越来越逼真,并且传到了一些声名赫赫的媒体上。但真相以及细节反而被忽视了。

我曾和最初报道二陈见死不救的记者沟通过。在他的报道刊发4天之后,他仍然不知道当天到底有几条渔船在场。当然,他也不知道老渔民们拒绝的不是救人,而是捞尸。但他反问我:“这重要吗?”



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?是的,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。

在一些有大局观的媒体看来,重要的是事件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群体,这是“主流”,所以重要的是唱响英雄赞歌,树英雄、学英雄;而在另一些有社会担当的媒体看来,重要的是事件中隐藏的那些“粪”,要把“粪”淘出来。

不管是树英雄还是掏粪,陈选德、陈恒云以及后来新增的冤大头王守海,他们所遭受的委屈,都是可以忽略的了。因为,他们不在上述两种新闻价值的关切之内。

后来,绝大部分媒体,都把视线放在了对打捞公司“天价打捞费”的追究上。而我想做的,只是尽可能还三个老人一个清白。
这么庞大的新闻事件,三个小人物的命运,也许不具备所谓的“新闻价值”。是的,一篇“树英雄”或者“掏粪”的报道,对一家媒体、或者对记者的整个职业生涯,都无关轻重,但对三个小人物而言,他们的生活却是他们的全部。在见死不救的传言中,陈选德和他老伴曾遭受殴打。他们已经不敢再去卖鱼了。

我和我所供职的媒体,为我的报道支付了代价。天涯上有一篇热帖,质疑我和我的报道“吃了口香糖”,放着更重要的事情不报道,却纠结于三个小人物。



其实这个事情,没有什么好解释。我也并不是指责哪些致力于“树英雄”和“掏粪”的同行。记者就是新闻价值的囚徒。我们的一次次取舍,首先不是基于自己的良知和同情心,而是基于“新闻价值”的死线。

这个反思最近在圈内开始兴起。由头是因为成都唐福珍之死。唐此前曾联系过多家媒体,但均因为“没有新闻价值”而被冷待了。

我也曾拒绝过另一个唐福珍。2008年冬天的事了。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,一个湖南妇女,到北京来找我。跟我反映她家拆迁的事情。

那时我还在阜成门租房子。楼下有家茶馆,常在这里约谈一些找我诉苦的人。他们的故事,绝大部分我都报道不了,新闻是有规律的。所以,其实就是诉诉苦。

我还是选了茶馆见她。茶馆门面很小。她花了很久才找到。从一开始我就判定根本没法报道。就是钱赔少了。一家人原来400多平米的房子被拆了以后,补偿款只够买100多平米的商品房。一家8口人呢。

她声音越来越激动。旁边打扑克的人很不耐烦。后来我说,我真的没法帮你。

我的意思是说,在她讲完她的故事后,我几乎没有任何过渡,直接就说:我没法帮你。

我这样回答她的时候,她仍然陪着笑。——在给我讲她的故事的一个多小时里,她一直陪着笑。即使讲到家人住在窝棚里的艰辛时,也会飞快的掩过眼角的潮湿,继续陪笑给我讲。

那个下午,我亲眼看到,当我说“我没法帮你”的时候,她脸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在瞬间变暗了。这里我不是用修辞,我是说,是纯光学意义上,她的笑容以及她脸上的肌肤在那一刹那变暗了。就像一个昏暗的屋子里一盏昏暗的灯突然熄灭了,那白色墙壁上的明暗变化。

她说那我走了。我送她到公交车车站。然后就叼着烟回家了。一路上我细细琢磨着那一瞬间她脸色的变化。我猜这就是神迹(于我而言)。我从没有见到过一个人的脸色居然可以如此变化。我猜想当时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她内心发生了。

回家后我跟K讲了这个神迹。我说,我第一次看到“希望”这个抽象的名词,以如此具象的方式在我面前消解。K安慰我说,这的确报道不了。不怪你啊。

我说算球。

见多了生死,见多了泪水。我估计自己念叨“算球”的次数,也许不比一个基督徒念叨“阿门”的次数少。“算球”,就是我们的咒语。就是我们的祈祷。一句算球就可以漂白自己。就可以让自己超脱,让自己置身河的对岸,作壁上观。

——请原谅我扯远了一些。我想说的是,我为自己在荆州的报道,聚焦了几个“新闻价值”之外的小人物,而内心平静了些许。那些和我们一样小的小人物。他们的生活于他们自己而言,该有多么重要啊。

从荆州的报道中退出来,也从那些有新闻价值抑或是没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中退出来,我们会发现,许多小人物人名字,我们都已经忘记了。比方那个脸色在一瞬间变暗的湖南大姐,我只记得她有一个白色的小坤包,上面有皲皲的黑色皱纹。她曾经是个老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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