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夏之交的那一天

看TZ姐姐的博客,提起21年前的那个春夏之交,她并没有正面去写那一年的任何事情。只是在写这么多年她自己所理解的、别人告诉的和她记忆中的那段时间。
有愤怒、意难平和一点点的心虚,因为并不是亲身经历,所以每每想要伪装立场高尚,就会被自己打得站不住阵脚。
真坏。

而我唯一的印象,是那年夏天站在奶奶家二楼的窗户上向下看——还是四楼,那一年应该还没有搬家,只是房子布局是一模一样的——有一堆人急哄哄地向前拥着,红旗漫卷,我当时真的是这样觉得的,觉得红旗比人多。
那时候奶奶家门前的旧护城河还没有被填平,夏天里散发着臭气,一座简易的石桥架在河上,他们呼啦啦全冲上了桥,用大喇叭慷慨激昂地说着话儿,但是说什么,我完全记不得了。我趴在阳台上向下看,身后是散发着香味的厨房,奶奶一忽儿过来,把我从阳台上抱下来,说着危险哦,别趴上去这样的话。
那时候我应该只有1岁半,之后和之前都并没有任何记忆。甚至,直到现在我都怀疑,我是不是把另外的某一次事件和这次弄混了。但据妈妈说,后来,人民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
一晃儿,21年过去啦。

去年的那一天我在广州,梁文道去开讲座,几经波折就是失败了,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反反复复,还是不可能在那一天让他开讲座。
后来,大概是5号还是6号来着,邮差突然神秘地说晚上在凸凹,他开讲座。于是我们穿过黑黝黝的天河小区——那时候我刚到广州,觉得老像迷宫的。邮差还杯具地走错了路。可是一路上我的脚步很轻快,心里很得意,觉得是要去干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了。在我平凡的生命里,这样的机会以前可不多呢。
那天晚上的凸凹很挤,有些人坐着,更多人站着,我穿着一件大露背的薄裙子,还是不停地流汗,觉得很囧迫,姿态应该是不太好看的。可是在场有那么多人,我希望自己能好看点儿,站立的姿势也很不舒服,我不断地换着脚。我觉得很委屈,也很难堪,但是还是很激动,觉得我离传说中的神秘世界好像近了一些呢。
讲了什么都记不大清楚了。有人从HK带回了那天的苹果日报,那张报纸在很多很多人手中传阅,到后来变得破败而残旧。有人想偷偷地藏起来,但很快就又被别人发现了。
讲座末尾,道长念了首纪念那天的诗。大家纷纷低着头,我也低下去,心里非常忐忑,不晓得该不该哭出来。但大家都没哭。
从那里出来后觉得非常沮丧、惭愧和憋屈,我很想找个人和我打一架,或者吵一架,但是不行,没人会来和一个笑嘻嘻的小姑娘吵架的。大家很有礼貌地说了晚安,然后各自回了各自的家。我喝了一些啤酒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心里非常难过,而且很想吐。但是——又觉得很崇高,不,不是我崇高,而是那些人很崇高,那些在那一天里,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定格的人。我觉得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和别的一切事情都区分开了,这是生命所付出的代价,不是任何哭泣、笑容和巧嘴滑舌能够掩盖或者抹杀的。总有人会记得的,不管是母亲、朋友还是我们这些一无所知但却满怀赤诚的人。

我妈妈很挂念我,她专门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出门。前年冬天她带我去和一个人吃饭,他曾经是一个学生头头,在21年前,也曾经血气方刚过。
他说——我现在比谁都拥护CCP,因为稳定,我才能赚到钱。他在广州做手机生意,请我和妈妈在西安很好的餐馆吃饭,开车送我们回家,路上不停地在谈生意的事情。
我看着窗户外面,那天没下雪,但西北的冷风在冬天无止境地刮起来,像一把刀,毫不留情地刮破所有矫饰与光明的伪装,让我即使在暖融融的车里,也能感受到刺骨的寒冷。
妈妈说:你不懂的。是啊,我什么都不知道,因此我只能自我崇高和升华,但却羞惭万分。可我仍然如此坚信那一天的与众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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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烈是把双刃剑。位于极左和极右翼的,往往是一类人--他们只不过站在一个圆的两端,走着走着,说不定就合二为一。

有时候想,这么多年来,我们学到的似乎是东西方文化中最功利最现实的东西。我们从传统拿来了得过且过的生存哲学,丢掉了仁,恕,礼,智,信;从西方拿来了物质主义,却却忽视了他们对法治、个人权利的尊重。

于是就有了这么个现状。只要大家能赚到钱,精神生活是可以丢掉一边,再丢到一边。
有人来找
你是第几只飞鸟